自古及今，名人似乎都或多或少有点名人的傲气和架子。比如魏晋时的嵇康吧，有一次，好朋友山涛写信劝他到中央谋个一官半职，你不领情也就罢了，还写了一封公开信，把人家臭骂一顿，最后说要断交。至于时下的名人似乎也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把脾气改得温和一些，“假唱”、“摔话筒”、“拒演”一类的事时有发生。

这种傲气和做派在启先生身上很难找到。以做人论，他的谦和与幽默是有口皆碑的;以作文论，总感觉到他不避俚俗，甚至有点故意与“高雅”为敌。“乘客纷纷一字排，巴头探脑费疑猜。东西南北车多少，不靠咱们这站台。坐不上，我活该。愿知究竟几时来。有人说得真精确，零点之前总会来。”(《鹧鸪天八首·乘公共汽车》之一)这多少有点打油诗的味道。在已出版的三本诗集中，这样的诗不少。虽然得到的意见“一般都是在照例夸奖之中，微露有油腔滑调之憾。”(《启功絮语·自序》)但这种作风好像并没有收敛。“但这册中的风格较前册每下愈况，像《赌赢歌》等，实与《数来宝》同调，比起从前用俚语入诗词，其俗更加数倍。”(《启功絮语·自序》)他向读者“招认”，“这些语言，可以美其名曰‘诗’。比较恰当，实应算是‘胡说’。”并且解嘲曰：“我们这族人在古代曾被广义地称为‘胡人’，那么胡人后裔所说，当然不愧为胡说。即使特别优待称之为诗，也只是胡说的诗。”——这是谦虚，还是坦白，我不知道。但启先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摆上“神坛”远远地朝拜，而宁愿走下来和“追星族”们称兄道弟的心意还是显而易见的。

启先生写起学术著作来也与他的人、他的诗一样没有架子，一样“老实交代”。拿《诗文声律论稿》(中华书局版)为例，这本著作连同附录不足7万字，书后也没有数量之多足以令人咋舌的“引用书目”，既看不出作者的“饱学”，也看不出操作上的“专业”。在当今很看重“数量”的学术氛围中，不知这样“部头”不够大的著作可不可以拿到评审委员会那里评职称?但薄薄一本小册子，讨论的范围却涉及了诗、词、曲、骈文、韵文、散文等诸多文体的声律问题，精彩的论点随处可见。单是书中提出的“平仄长竿”规律，就我所知，应该是至今为止对于诗文声律形成的最具根本性的解释之一。其含金量也未必就不如那些恢弘巨著吧。

书中所用的语言，纯系白得不能再白的大白话，没有利用“之乎者也”来烘托自己国学功底的高深。读他的书就如同与一个忘年交在面对面讨论问题，不必正襟危坐，不必洗耳恭听，你尽可以毫不客气地责难，也可以用最放松的姿势会心一笑——因为作者本来就不是以学术权威的架势来教导人的。

我敢断言，如果没有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心态，这样的书是绝对写不出来的。

李传波四尺横幅书法作品《和为贵》